Every man is a poet when he is in love. -- Plato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绝对的快乐》 女神降临 不敢相信为何如此幸运 竟然拥有了你的眷顾 我渴望绝对的快乐 渴望一个完美的我 爱上完美的你 完美地走在一起 给你一辈子的幸福 这将是我绝对的快乐 可惜这是一场白日梦 一种不能把握的可遇而不可求 为什么没有绝对的快乐？ 我只是一个不完美的我 为什么没有绝对的快乐？ 心里一半是爱情 另一半却是不安与焦躁 只能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什么是绝对的快乐？ 也许幸运并不是绝对的快乐 踏踏实实地努力与收获才是 没有绝对的快乐 但这是真实的快乐! 在心爱人面前展现真实的自己 看着你的努力 祝福你的成功 欣赏着你
2012年7月29日星期日
诗一首《绝对的快乐》：）
2012年7月12日星期四
My hardest time
Frankly, I think this summer is my hardest time since I came to the US. I have been practicing oral English lately to prepare for the SPEAK test, qualification exam of Teaching Assistance. Last Friday, I took the SPEAK test of July. Now, the score is about to ready. I have sent the assistant in our department to ask for my score. I am so nervous.
Just now, when I am writing this blog, my score is released. Sadly, it turns out this time that again I did not pass this time.
What the fuck! I will practice harder this month!
Just now, when I am writing this blog, my score is released. Sadly, it turns out this time that again I did not pass this time.
What the fuck! I will practice harder this month!
2012年7月11日星期三
为什么男人的处女情节不理智
在古代，男人的处女情节具有进化上的优势。人，作为一种生物，也被体内自私的基因控制要最大化传递自己的基因。女性生育，孩子有男方和女方各一半的基因。由于孩子是自己生的，母亲可以很容易地确实孩子是自己的。为了传递了自己的基因，一定心甘情愿在照顾孩子上花费时间和精力。而男性就不那么容易断定孩子是谁的，最保险的方法就是，独占女性，保证女性不和其他男性发生关系，而还包括历史清白，即处女。否则难以保证孩子是自己的，如果孩子不是自己的，那么在照顾怀孕妇女和孩子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就白费了。这是处女情节在进化上的优势。
而在现代，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避孕措施、DNA亲子鉴定等技术的涌现，男性想要确定孩子是自己的，已经很容易，并不需要要求女性是处女。处女情节在进化上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有些男士，换了时代思想却没有改变，仍然坚持处女情节。也许有人会说：“我就是有处女情节，那又怎样，你管得着吗？”当然管不着，只是请问：“知不知道处女膜能补？”你愿意被假处女膜骗，还是开阔心胸，接受并不“完美”，但却真实的另一半？你希望整个社会环境是男的狭隘、女的装逼，还是宽容和坦诚？
而在现代，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避孕措施、DNA亲子鉴定等技术的涌现，男性想要确定孩子是自己的，已经很容易，并不需要要求女性是处女。处女情节在进化上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而有些男士，换了时代思想却没有改变，仍然坚持处女情节。也许有人会说：“我就是有处女情节，那又怎样，你管得着吗？”当然管不着，只是请问：“知不知道处女膜能补？”你愿意被假处女膜骗，还是开阔心胸，接受并不“完美”，但却真实的另一半？你希望整个社会环境是男的狭隘、女的装逼，还是宽容和坦诚？
2012年7月8日星期日
Open-minded
看过了阚凯利教授的一则新闻采访，http://freestylezhy.blogspot.com/2012/07/blog-post_08.html
看到这里产生了共鸣:"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
能让聪明并且有原则和正义感的人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来美国的一大原因。和多受一点美国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同学交流中发现，行为方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例如，他们说话不爱给人留面子。照顾别人面子，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实现言论自由，首先要开阔胸襟，Open up your mind, 允许别人的言论自由！
当然也要贯彻自己的言论自由，见到不合理的事情就批！可能不是现在，因为我现在太糙了。只有默默地批，还不能公开的批。
看到这里产生了共鸣:"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
能让聪明并且有原则和正义感的人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来美国的一大原因。和多受一点美国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同学交流中发现，行为方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例如，他们说话不爱给人留面子。照顾别人面子，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实现言论自由，首先要开阔胸襟，Open up your mind, 允许别人的言论自由！
当然也要贯彻自己的言论自由，见到不合理的事情就批！可能不是现在，因为我现在太糙了。只有默默地批，还不能公开的批。
【转载】阚凯力：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一年一度，考研季节又快来到了。为此，把最近一家国内刊物采访我的文章转载于此，供同学们参考（或拍砖）：
阚凯力：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文/李令彬
GLOBAL OUTLOOK：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GLOBAL OUTLOOK：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阚凯力：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GLOBAL OUTLOOK：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GLOBAL OUTLOOK：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阚凯力：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文/李令彬
GLOBAL OUTLOOK：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GLOBAL OUTLOOK：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阚凯力：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GLOBAL OUTLOOK：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GLOBAL OUTLOOK：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2012年7月5日星期四
被人批“知识面窄”
昨天被人批“知识面窄”，“你们好多大陆人只知道美国，认为中国第二，美国第一，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你们不愿意了解”。刚听到的时候心里那叫一个难以接受。后来仔细想想其实也有道理。
比如，我家在北京，当时高考的时候只想着北京的清华北大，其实“外地”还有好多其他好大学呢。只知道听我爹的学EE,通信，也没想到其他专业，根本不知道这些专业都是干嘛的。是不是“视野狭窄”，“知识面窄”？
再比如，本科的时候，开始搞编程，钻进去了，却对硬件，电路，器件，材料等忽视了。没有建立起更高一层次的big picture。读研之前也没有对学校里学术研究的convention预先了解。
再再比如，来ASU之前，只觉得EE主页上封面人物很牛。对其他老师的了解少，来了之后发现，表面上光鲜闪亮的并不一定真牛。
再再再比如，价值观单一，之前一直在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理解两性关系，忽视了心灵。
再再再再比如，看书太少，阅读量太少！
比如，我家在北京，当时高考的时候只想着北京的清华北大，其实“外地”还有好多其他好大学呢。只知道听我爹的学EE,通信，也没想到其他专业，根本不知道这些专业都是干嘛的。是不是“视野狭窄”，“知识面窄”？
再比如，本科的时候，开始搞编程，钻进去了，却对硬件，电路，器件，材料等忽视了。没有建立起更高一层次的big picture。读研之前也没有对学校里学术研究的convention预先了解。
再再比如，来ASU之前，只觉得EE主页上封面人物很牛。对其他老师的了解少，来了之后发现，表面上光鲜闪亮的并不一定真牛。
再再再比如，价值观单一，之前一直在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理解两性关系，忽视了心灵。
再再再再比如，看书太少，阅读量太少！
2012年6月25日星期一
超越生理的淡定
来ASU半年了，平平静静地说说目前状态和心理感受。
之前一直在调整方向，并没有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现在的正确方向上。所以，在成绩单上，publication上根本没有亮点。因此，现在要补，补上之后才有资本去和人家谈。
其实Tempe这边还是很安静的，噪音很少，静下心来学习，绝对不会有人打扰。
关键点还是没有找到导师。但导师的态度明显有好转。学期刚开始根本就不和你谈，上过一学期课，课上有些交流，现在给了点很有用的建议。
虽然找导师不好找，但我还是感觉宁缺毋滥，绝不降低标准！
因为，我觉得智商够，够合格PhD的水平，只要有机会就能出真正的成果。
Literally, I have nothing but confidence.
我发现物质欲望这个东西吧，一方面是自己个人用的舒服和方便，另一方面是拿来比拼的。
如果不和别人接触，或者只和吊丝们接触，停留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就感觉没事，挺好。
一旦和非吊丝接触，尤其是和心目中的女神接触，自给自足的内心世界就轰然倒塌了，和吊丝们一起不淡定。
所以我要重新建立自己丰富的自给自足的内心世界。超越生理冲动，实现淡定。
怎么超越？学习和研究啊！
之前一直在调整方向，并没有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现在的正确方向上。所以，在成绩单上，publication上根本没有亮点。因此，现在要补，补上之后才有资本去和人家谈。
其实Tempe这边还是很安静的，噪音很少，静下心来学习，绝对不会有人打扰。
关键点还是没有找到导师。但导师的态度明显有好转。学期刚开始根本就不和你谈，上过一学期课，课上有些交流，现在给了点很有用的建议。
虽然找导师不好找，但我还是感觉宁缺毋滥，绝不降低标准！
因为，我觉得智商够，够合格PhD的水平，只要有机会就能出真正的成果。
Literally, I have nothing but confidence.
我发现物质欲望这个东西吧，一方面是自己个人用的舒服和方便，另一方面是拿来比拼的。
如果不和别人接触，或者只和吊丝们接触，停留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就感觉没事，挺好。
一旦和非吊丝接触，尤其是和心目中的女神接触，自给自足的内心世界就轰然倒塌了，和吊丝们一起不淡定。
所以我要重新建立自己丰富的自给自足的内心世界。超越生理冲动，实现淡定。
怎么超越？学习和研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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